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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参见许育典：《宪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74页。

(80)郑永流：《法治四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53) 那么，这种行为规范在法律规则预测失败的情况下，单凭行政机关是否足以承担起预测任务？换言之，当法律规则按照惯行的适用方法在实践应用中存在不合理或不适当之处时，行政机关在具体实践中是否有能力合理且适当地应用便宜主义？对此，怀疑者主要担心行政机关容易形成不当联结而造成人情困扰，反而损及行政法治建设。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作为拘束行政的基本准则，平等原则在行政法中具体化为平等对待原则，是行政主体针对多个相对人实施行政行为时应遵循的规则。(21)由于此时尚未出现依法行政、法律保留以及比例原则的观念，因此凡是认为有促进公共福祉之事务，即使在私人权利范围内，警察权皆可介入。在秩序行政时代，公共行政管理活动基本上都是消极的、事后的，即政府在事情发生之后才着手进行相关处理。在19世纪德国检察官公诉独占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萨维尼明确支持赋予检察官在决定追诉时应当享有自由裁量权：这是一个适用上的新优点，可以防止许多不必要之调查，并非所有与公益有关的行为皆需受到追诉，有些过于微不足道的行为，以及政治上不正当行为，人们是经常希望在此类案件一开始就保持沉默。(16)肖金明提出合理原则，认为法律赋予行政处罚主体以自由裁量权，实际上意味着行政处罚主体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可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并且可以将自己的自由意志注入行政处罚行为中。

但是该原则也并不是禁止任何形式的差别待遇，而是容许透过客观的衡量，合理地加以区别，依照事务的本质来判断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容许对于特定情事秩序加以区别。第21条规定官署认为行政逾越者之行政责任轻微，而其行政逾越行为之结果未具意义，且依案件情节即使处以最轻之自由罚或罚锾仍嫌过重者，得免除其自由罚或罚锾，而改予警告。按照学者的总结，从对裁量权的规范效果来看，定额罚最强，区间倍率罚次之，概括式罚款最弱。

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信息能够有效反映到价格中，而价格欺诈和明码标价行为阻碍了信息的流通，使得价格不能如实被反映，进而影响消费者根据信息作出决策。因此，涉企违规收费的解决思路及下一步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四是政府部门通过设置门槛，强制企业到行业协会参加培训、会议、技术咨询等有偿服务。(30)参见喻玲：《算法消费者价格歧视反垄断法属性的误读及辨明》，载《法学》2020年第9期。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禁会引发这样的疑问，政府还需要对价格机制进行调控吗？ 答案是肯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涉企违规收费的可能成因及对策 从调研情况看，当前涉企违规收费有多方面成因。

二是行政机关将应由本单位支付的电子信息系统或网上政务平台运营维护费用转嫁给企业承担。低价倾销是利用资本迅速增加用户数量最为常见且有效的方式，有助于达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在平台经济和双边市场的新市场结构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背景下，新业态监管应当对大数据杀熟和平台低价倾销予以回应。政府为什么要对市场自发形成价格的机制进行干预？一方面，市场机制本身在形成价格的过程中存在缺陷，譬如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存在竞争不完备的特性，价格不能反映真实的边际费用和边际效用。

(33) (三)585号令对新业态条款的设定方案 为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新业态规范健康的发展，本次585号令修改中拟设定新业态条款，专门对新业态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大数据杀熟和平台低价倾销予以规范。(23)也有学者持相反态度，认为价格是市场配置的产物，应当具有自主性，不应受规范，故电子商务法第35条所规定的搜索结果不应包含价格。(31)参见周围：《人工智能时代个性化定价算法的反垄断法规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一，正确处理价格违法行为监管与市场的关系。

(19)第二，大数据杀熟等新型价格违法行为引发热议。进入专题： 价格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 新业态 涉企收费 罚则设定 。

电子商务平台在运行中可搜集海量的用户数据，分析出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心理价格。(51)参见前引(37)，张红文。

(18)随着新业态的发展，诸多风险逐渐衍生，并为国家与社会高度关注。在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中，价格违法行为不仅可能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直接损害，而且可能对社会公益产生不利影响。之所以对民生影响大，主要体现在近年盛行的社区团购，由于其中聚集的商品或服务往往涉及基本民生，短时间的低价倾销将基本生活物资的需求者聚拢到平台，使得线下商户，尤其是小商户的利益受损甚至破产，关系社会的稳定。在了解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基础上，经营者运用算法可对商品及价格进行分类，锁定最具购买潜力的消费者，进行个别化商品的推荐、推送和销售。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府—市场关系的新阶段，政府干预价格违法行为的时机、程度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整体方向是弱化政府干预的强度，提高政府干预的门槛，从而为市场机制预留出最大的作用空间。政府对于新业态的监管呈现出从无到有的态势。

具体而言，近年来在价格监管实践中，哄抬价格价格欺诈变相提高或压低价格以及违反明码标价的规定是价格监管的重点违法行为类型。在价格执法实践中，现有的罚款设定方式容易导致过罚不相当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单一的定额罚或者比例罚容易导致畸重畸轻问题。

(37)按照现有的罚款模式，有违法所得的价格违法行为一律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则处X万元以上Y万元以下的罚款，这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有违法所得的仅处罚几百元甚至几十元，而没有违法所得的反而被处以几万元，(38)显然不符合过罚相当原则。例如，有学者借鉴美国侵权法中的汉德公式提出了一种确定行政罚款数额的思路，即通过B(预防有关损害发生所需的费用)、P(有关损害发生的概率)、L(有关损害)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认定，在此基础上确定罚款的具体数额。

(48)在《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修订过程中，有观点主张将低价倾销中没有违法所得的的罚款设定为：可以并处违法行为发生期间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在理论上，学界对行政罚款设定的功能、考量因素、基本模式、优化路径等进行了研究。

就豁免要件而言，可进行概括设定。参见董成惠：《低价竞争的反思》，载《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但585号令在法律体系中的效力位阶毕竟是行政法规，其仅对价格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了有限的细化规定，导致价格法抽象的立法用语依然内涵外延不清晰，在价格监管执法实践中产生适用难题。如前所述，除了要合理选择适当的罚款方式外，罚款数额标准的设定是否科学合理，也直接关系行政罚款的处罚目的能否实现。

(一)三乱问题逐步解决，涉企违规收费仍有发生 当前，涉企违规收费在我国法律制度框架中尚未有统一的准确定义。鉴于价格法的修订难以在短时间内推进完成，那么如何在修订价格违法行为条款的基础上完成行政监管与市场关系的有机调和，将主要由作为价格法直接下位法的585号令承担。

第二，价格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第二，关于条文内容的细化、更新与补充。

价格歧视的行为对象是其他经营者，而不包含消费者。参见泰州市高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泰高市监处字[2021]1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平台低价倾销的构成也包括行为要价和豁免要件。5万元对于一些个体户、小商小贩而言，明显过重，而50万元对于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而言，则明显过轻。(49)在深圳市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监管局行政处罚案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综合权衡违法情节及当事人具体情况，该案中的经营者本身系从事网店销售的小微企业，企业规模小，又是身处竞争极为激烈的电商行业，10万元罚款相对于上诉人的经营规模和经济承受能力而言明显过重。(44) 我们认为，价格违法行为行政罚款设定的核心原则是贯彻落实过罚相当原则，避免出现过罚不当、畸重畸轻问题。

涉案商品或者服务销售额无法计算或者低于10万元的，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罚款设定应当有效地平衡预防目标与裁量权控制。

只是与传统低价倾销不同的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低价倾销除了针对自营商品或服务，还可能通过补贴等形式促使平台经营者将商品或服务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大数据杀熟的构成应当包括行为要件和豁免要件。

对于没有违法所得的情形，价格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可以并处罚款，并未对具体的罚款设定予以明确。1998年开始实施的价格法，要求政府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②，其立法目的也暗含了有为政府的定位，点明了政府的价格监管职责。